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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权在我国之探析
——以《公务员法》第54条为焦点

杨静 魏迪*
本文刊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杨静（1976—）女，四川成都人，法学硕士，律师，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魏迪（1981—）男，江苏徐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公务员法》第54条有关公务员的抵抗权的一般规定意义重大。文章先对该条款的产生过程与含义作一简要阐述，接着述说了抵抗权作为西方国家一种基本权利的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着重从规范分析的向度论述了我国行政法上的抵抗权，并认为公务员依法不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最后提出了确立我国有效并且完善的抵抗权制度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公务员法》 抵抗权 明显违法 行政相对人

一、引 言
在2005年4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将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毫无疑问将成为我国今后人事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律,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纳入科学化、法制化轨道。其出台是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意义重大。该法有较多创新之处，比如“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引咎辞职”等制度首次纳入法律视野。笔者在这里主要想就有关公务员的“抵抗权”的创新规定谈一些管见，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侧重于运用规范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此问题予以阐述。

二、《公务员法》相关条款释义
在之前的《公务员法》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但是由此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与争论。因为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完全服从说、完全不服从说和相对服从说各领风骚数十年！究竟公务员可否对上级领导的决定和命令说“不”？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说“不”？当时的很多意见认为草案中的规定过于绝对。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是比较中肯的。对于上级命令只讲执行，不提建议和意见，不仅削弱了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上级决策进行纠错的机会，难免有造成不良影响之虞。针对这一意见，全国人大相关机构经过权衡，决定将“对抗”改为“拒绝执行”，通过后的《公务员法》第54条则这样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从两个方面明确了公务员的责任：一是提出“纠错”而没有被上级接受，公务员也应当立即执行；二是如果盲目唯上，执行了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在2005年4月27日《公务员法》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述说，公务员有一个特性，就是要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这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发挥公务员高效的要求。鉴于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历来存在激烈的争论，所以“《公务员法》没有从正面规定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可以拒绝执行，但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与命令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公务员可以不执行违法的决定与命令。” 因此对于上级明显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明显违法作出的决定或命令，可以拒绝执行。一般来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如果认为上级作出的决定或命令有错误：存在失当或不正确、不合适的地方，也包括违法的，公务员就有权向上级提出来要求改正或者撤销。如果上级不改变决定和命令或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还是要服从，但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上级负责，执行这个任务，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明显违法，有些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不用说公务员——就连一般老百姓都明知其是违法的，比如说走私、刑讯逼供、做假帐、逃税等严重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如果公务员此时执行了的话，除了下命令的负责人、上级依法承担责任外，执行的公务员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反面来说，也就意味着公务员此时有权拒绝执行。这也就是其他法律在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时候，经常有这么一句惯例的话：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都要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就是指上级，直接责任人员就是指直接做事的公务员或当事人。

从李飞主任的解释我们可以推知，《公务员法》在公务员如何对待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的问题上基本采纳了“相对服从说”，赋予了公务员以一定程度的抵抗权。针对第54条公务员可向上级说“不”的规定，应该说从草案中的“完全服从说”到通过后的“相对服从说”，这样的规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三、抵抗权的含义、流变与意义
学理上所谓的抵抗权，本是西方政治和宪法意义上的一个专有概念，特指公民拥有的对于统治者以不正的法律侵害、压制其人权，于必要时可以对由国家法律所产生的义务，采取不服从以至抵抗的权利。人类的抵抗精神源于对霸权（hegemony）压迫的反抗，也因为抵抗运动或革命前仆后继地发生，才得以写下近代宪政史上追求人权保障的感人篇章，从而确立了抵抗权成为超越宪法的一种基本人权的崇高地位。就其政治学基础而言，公民的抵抗权来源于天赋权利、社会契约论等自然法思想。众所周知，西方悠久的法治观念是在深厚的自然法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自然法思想的要旨在于，成文法要符合神意或体现正义的自然法。在自然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成文法持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态度，正是这种可贵的警惕态度，使反抗暴政的权利成为每个公民依据自然法而取得的天赋人权。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权是政府与人民签订社会契约的结果。如果政府权力的行使违背了人民设立政府的本来目的，人民就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来抵抗政府的抵抗权，对政府造成一种压力；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障自由，即保障基本权利。如果政府不尊重基本权利甚至滥加侵害的话，人民自然可以对其予以反抗，以保障其源于自然法的天赋人权，维持自己的主权者的地位。

有关抵抗权其实经历了“起源——传播——发展”的过程，并且大致可分为政治意义上的抵抗权、宪法上的抵抗权和行政法上的抵抗权几个层面。 最早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是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人权宣言，而相隔不到半个月的美国《独立宣言》则这样规定：“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同年公布的马里兰州宣言也对抵抗权作了相应规定。1789年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当然，鉴于当时的情势，这种规定更多的在于其政治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些规定奠定了后来的抵抗权发展的基础。而《人权宣言》的规定与精神已然被现行的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所确认。后者在序言中明文规定：“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从而严肃地表达了对人权的至爱。按照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71年在“结社自由案”中所确立的“合宪性规范体系”，《人权宣言》所宣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构成宪法的一部分，任何主体的行为都不能置于其之上，否则将被视为违宪。 而且法国学界亦基本一致地认为，抵抗权作为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的权利，已经深深的刻在了广大民众的心底。在196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七次基本法修正案中，增订了第20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任何意图排除基本法第1至3项之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程序时，任何德国公民皆拥有抵抗权。

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本意是允许公民为保护自身基本权利、维护宪法秩序和防止政府专制，在特别必要时可以反抗专制的法律、抗拒国家机关的违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对抵抗权的行使要件加以一定限制的话，则法律的安定性和国家的稳定与权威就有被破坏之虞。但是，在有关抵抗权之行使要件的问题上历来观点不一，产生了众多纷纭与争议。比如在德国即有宪政秩序之公然侵害论、后果成功论、全面排除论和最后手段论等等众多学说意图对此予以解说。近来在德国基本将“抵抗权”仅作为“保持或回复法秩序之紧急之权”，其实施要件是，抵抗权所欲排除之非法行为必须已显然可见，而且为了排除非法，并无其它可预见之有效法律救济手段可资利用，才得运用抵抗权作为保持或回复法秩序之最后手段。 显然，该种要件为抵抗权的行使设定了比较严厉的限制。正因为此，使得德国“基本法虽然承认这个权利之存在，但距今整整二十年，却未有一个有关人民援引的抵抗权案件，获得联邦宪法法院之认可。” 实际上，在西方那些较为成熟的立宪主义国家，基本权利一般已经得到较为满意的保障，故一般情状下实施抵抗权并无必要，因此抵抗权在实践中也并不多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在价值层面的重大意义。


四、我国行政法上的抵抗权
前面所述基本上是政治意义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抵抗权，而且由于其牵涉到敏感的国家政治问题，致使其在实践中并无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流转到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抵抗权时，却会发现别有一幅图景！不容否认的是，行政法上的相对人的抵抗权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宪法上的公民的抵抗权，只是二者的内涵、外延和作用的领域有些许的区别罢了。因此将行政法意义上抵抗权视为前者的变换形式似乎也未尝不可。时下，有关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在许多国家已经通过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实践。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是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安身立命的直接基础。正是无效行政行为自始无效或当然无效，行政相对人才得以享有行政抵抗权。“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赋予人们直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判断，公开无视和抵抗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 当然，这里涉及到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这个在学界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立法例都基本上偏向于有限公定力说，可以说后者已然成为我国的通说。 而这一点与德国、日本等成熟的法治国家相类同。对于如何判断无效行政行为，国外多采“重大瑕疵与明显瑕疵” 的标准，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也倾向于这种标准。 而从《公务员法》第54条也可以看出，“明显违法”的用语采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标准。

综观我国的法律规范可知，其实早已有法律对抵抗权有了规定，只是这些规定比较分散，大都见之于一些比较专门的法律规范当中。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2条规定：“ 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 第33条：“ 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而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56条则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2001年修正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9条、2002年施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9条规定等都对此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

可以看出，前述几部法律规范主要是对行政相对人——警察只是一个特定部门、行业的公务人员——的抵抗权而作的规定，而这次《公务员法》第54条则将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扩大到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这个群体，在这方面显然比以前的法律更进一步。但是对照一下《人民警察法》的前述条款与《公务员法》第54条可以看出，二者的结构与含义大致相当，后者主要是将人民警察这个主体扩大到一般的公务员这个群体，因此应该不能否认对前者的借鉴与采纳。抵抗权之行使方式，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不服从和实力抵抗两种。前者是指依照平时的法律，负有服从义务的国民——尤其是公务员，可以不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实力抵抗则是积极采取反击及抗拒等行为来抵抗。 从法律规范本身来说，在第53条的有关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十六项纪律中赫然写着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后又在第54条规定了抵抗权条款，从先后顺序来看，可以推知抵抗权条款正是针对该款纪律规定所作的特殊规定。按照“特别规范的效力优于一般规范”的原理可知，在出现这类特殊情形时，应优先适应第54条。根据第54条，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异议，但是执行与否则取决于上级的意思。而该条的但书条款“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则还是有比较多的曲折含义在里面。对于法律条文采反面解释，则如果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未向上级提出改正或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而径直执行的，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法条中的“可以”，事实上也是一种义务，已经包含了“应当”的含义在里面。 该条款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必须予以反对、不执行。否则，其本身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而对于公务员行使这种权利与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的关系，因为公务员并非行政相对人，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而发生意义的，所以不能把其行使该种权利勇敢地直接等同于相对人的抵抗权。但也并非毫无关系，笔者认为公务员对违法命令的不服从会一定程度上代替人民行使部分抵抗权。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的观点可以知道，其职责即是为人民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公务员通过什么途径为人民服务呢?根本的途径和方式就是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服从上级的职务命令与决定，做好本职工作。我们知道，法律规范一般是较为确定的，而上级的职务命令或决定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问题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在于并不能保证命令或决定全部是合法的。一旦上级的命令或决定是违法的，下级公务员如何处理就是个值得关切的问题。当然，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逻辑，公务员对上级的服从是职务上的服从而非身份上的服从,故公务员应当选择依法不服从上级的违法命令与决定。下级公务员也只有作出这样的选择,才从本质上符合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应当看到的是，这一做法实际上只是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公民行使了抵抗权。之所以强调其仅仅是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这里面存在这样的细节：公务员对于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已经提出了异议，但是上级依然强烈要求执行的，则此时公务员应该如何权衡处理则是一个问题。执行了就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执行则要承担上级的压力，有把与上级的关系闹僵之虞，公务员此时的处境的确进退维谷，颇有些哈姆雷特问题的韵味：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个问题！这里自然会有一个利益博弈与选择的过程。因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体制下，下级公务员倘若与上级关系处理不好，无疑对其自身在单位的发展极端不利，甚至可以说是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因此公务员在这种情形下究竟会如何选择则还是一个不能够莽然推测的问题。 按照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务员虽然是公民的政治代理人，但是由于其自身经济人的特性，使得政治行政过程必然也同市场过程一样表现为交易性质。公务员会利用这一过程实现自己个人或小集团效用的最大化，而对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倘若公务员最终选择了依法不执行上级违法的决定与命令，则他肯定是经过了将自己的利益在依法不执行命令或决定和服从上级违法的决定或命令之间作过权衡的。公务员在利益博弈之后决定不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也顺带着起到了代替人民行使抵抗权的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由于法律是广大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公务员依法不服从上级违法的命令或决定也就是服从了人民的意志，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存在着公务员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行为选择的过程。而这里并不能一概完全地否认公务员有违法服从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或决定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在利益博弈中，只要哪种行为成本小、于己身收益大，则行为人一般就会选择哪种行为模式。 当违法的成本小于守法的成本时，选择违法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不能否认利他主义和公正无私的存在，但对于大多数凡夫俗子而言，很难做到这点。在制度约束不够强的情况下，公务员必然作出“寻租”行为，即以自己掌握的权力做交易，换取其他利益；在有可能影响自己前程和官位的时候，接受上级的压力。 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众多机关工作人员与领导坑瀣一气的事例就可知晓笔者的观点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些论者认为公务员代替公民行使部分抵抗权,对于违法命令不予服从具有诸多积极的意义：(1)可以使行政管理中一些错误的决策和决定止于执行者,在行政机关内部就得到消化和解决。(2)可以使公众免受违法命令的直接侵害,合法权益得到保障。(3)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维护社会稳定。(4)有利于树立国家机关的权威,保障行政管理职权的顺利行使。 但是基于前面所说的原因，笔者对此并不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因此如何在此基础上设计更为有效的约束制度，则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余论：任重而道远下的期盼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宪法还没有赋予公民以抵抗权。我国宪法典第41条尽管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能说是公民的抵抗权。同时由于我国宪法时下的特殊遭遇， 使得就连这些规定在实践中也很难操作。虽然如前所述，我国一些法律规范也规定了相对人的抵抗权，但是由于比较分散、凌乱，缺少比较统一的规定，因此并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制度。该种模式被有些论者概括为存在三种不足：一是由于分散的规定致使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制度；二是仅限于赋权性规范，而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三是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

这次作为我国人事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律的《公务员法》第54条将抵抗权的行使主体扩大到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群体，在这方面明显比以前的法律更进一步。当然，作为《公务员法》的重要条款，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当采取的态度，不能仅仅落脚于可否说“不”上，还应该甚至主要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具体的前提条件、权利义务、配套细则、救济方法等方面，以便进一步予以细化和完善，从而保证法律规范明确具体、切实可行。比如对于何谓明显违法的决定与命令——尽管走私、刑讯逼供、做假帐、逃税等可以比较清晰的辨认出来，但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处于明显违法与不明显违法的边缘地段的决定与命令，此时如何分辨则还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比较棘手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也给公务员自身带来了辨别的风险与责任，在这些情形下，如何更好地确定公务员的权利界限与责任，则还是一个未明确的课题。抵抗权制度在我国倘若真正得以有效的确立并完善，则可谓向建设法治国家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

浅谈婚姻家庭案件证据提供

蔡 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纠纷不可避免，也比较常见。据统计婚姻家庭案件在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经济发达地区占了四成左右，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则高达七成，甚至有些法院此类案件占民事案件受理数的九成左右。俗话说“亲官难断家务事”，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处理难度可见一斑。作为法院，面对婚姻家庭案件不可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的进行调解，而是必须要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相应的调解或裁判。这就使得当事人面对婚姻家庭案件怎样提供证据，履行自己的举证责任显得相当重要。笔者根据自己从事法律工作十多年的经验结合法律要求的举证要求，拟对婚姻家庭案件的证据提供进行一定的分析，期望能帮助诉讼当事人在此类案件时，能依法正确合理适当地进行举证，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离婚案件的证据提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大，妇女维权意识的加强，封建社会的“从一而终”的夫权思想已不复存在，而且人们的个人自主意识也不断得到增强，夫妻双方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随着理性追求的不断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理念一旦有所冲突，为了各自的追求，往往会造成夫妻双方感情的破裂。在夫妻双方协商无果不能协议离婚的情况下，就要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样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原、被告双方在诉讼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自己的主张或反驳承担相应证明责任，这就需要提供证据来论证。一般情况下需要提供以下证据来证明：（1）证明原、被告身份关系的证据，用于证明原、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2）证明婚姻关系证据，用于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夫妻关系如结婚证，即原、被告已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或者如果原、被告是事实婚姻的，则应提供材料证明原、被告同居的时间是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而在一起同居生活的事实材料。一般这类证据有结婚证、村民（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或其他能证明案件情况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3）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提出离婚的原因和理由是否正当即要证明原、被告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般这类证据有相关单位的出具的证明原、被告分居，或存在家庭暴力、赌博、吸毒等情况的证据，或证人证言等其它能证明此类内容的证据；（4）证明子女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子女的生活、学习等相关情况。一般此类证据有出生证明、身份证明、在读学校、 幼儿园出具的证明等等相关证据，如系非婚生子女甚至在对方不认可的情况下，还需提供亲子关系方面的证明材料。（5）证明家庭财产清单及债权、债务的证据，用以证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及共同债权、债务情况。一般此类证据有银行存单或或银行出具的借款合同及其他有价证卷等的证明，如经营公司的应提供出资证明、股权证明等，如果财产已经转移，应提供转移处所有关证据。（6）证明双方经济收入的证据，用于证明夫妻双方的收入情况以映证共同财产、债务等相关情况。这类证据一般有工作单位出具收入证明、工资单（或存折）、社保缴交凭单等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工资收入的证据。（7）证明住房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夫妻双方拥有的住房情况。一般主要是产权证明或相关登记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或者其他能够证明住房情况的证据。（8）证明自己不能再生育的证据，用于证明自己无法生育，子女应随自己共同生活。当一方以不能再生育为由要求抚育子女的，应提供医院的证明材料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其主张的证据。（9）证明曾提起过离婚诉讼的证据，用于证明曾经提起过诉讼夫妻感情没有和好，而是继续恶化以至破裂的情况。如果婚姻一方曾提起过离婚诉讼的，一般应当提供原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等法院文书或者法院的证明材料等相关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原告一般只需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明、夫妻关系证明，法院就会给予立案受理。对于原告起诉书中没有提及到的其他情况，法院一般不会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在被告收到法院的应诉、举证通知书后，被告就原告所没有提到的案件事实，如果提出请求或对原告的主张进行反驳的，对自己承担证明责任的事实或主张，一般情况下应按上述证明要求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可能因没有举证或举证不能而导致败诉。
　　二、抚养案件的证据提供
　　夫妻双方离婚，如果双方生育有子女的，必然会涉及到子女的抚养的问题。男、女双方非婚生育有子女的或者夫妻双方离婚后要求变更抚养权的案件，就涉及到相应的证据证明问题。一般情况下此类案件应提交下列证据证明案件事实。（1）证明原、被告身份及子女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当事人的基本身份情况。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2）证明子女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其生活、就学及身体等相关方面的情况证明被告负有抚育义务的证明材料。一般情况下此类证据有学校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的证明或其他能证明案件情况的证据等。（3）变更子女抚养权纠纷的，原告还应提供证据证明提出变更的原因和理由，并重点证明变更后更有利于子女的生活和成长，对子女今后的生活、成长更为有利。应提供离婚证据或人民法院判决书、调解书；③证明双方经济收入及抚育能力的证据，用于证明双主各自的抚养能力及经济状况，被抚养人随那一方生活将更为有利于其今后的生活和成长。一般主要是双方的工资收入证明、经济状况及所处区域的生活及其他相关环境情况证据。?
　　三、赡养案件的证据提供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对一定范围内的具有血缘关系亲属是负有赡养义务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无血缘关系的拟制血亲也负有赡养的义务。如（养）子女对（养）父母，外孙子女、孙子女在一定条件下对祖父母、外祖父母，养子女对养父母具有赡养义务。一般情况下此类案件应提交下列证据证明案件事实。（1）证明原、被告之间身份的证据，用于证明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2）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赡养关系的证据，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赡养权利和义务。一般主要是公安机关、居委（村民）委员会等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等或者其他能证明存在赡养义务的证据。（3）证明原告需要赡养的证据，用于证明原告现在的经济和身体状况需要义务人的赡养。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单位或居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有关经济状况及身体状况的证明材料等或者其他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4）证明被告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的证据，用于证明被告履行赡养义务的能力情况。一般主要是有关被告经济收入和经济负担能力的证明材料。（5）证明原、被告住房现状的证据，用于证明原告没有居住条件或居住条件很差，被告有能力解决原告的居住困难。如果原告要求被告解决住房的，一般应提供双方住房状况的证明材料，如产权证、登记机关的证明等能证明住房情况的证据。（6）证明原、被告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的证据，用于证明原、被告经济或其他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更原定的赡养费。如果原告要求变更赡养费的，应提供原承担赡养费数额的协议书、调解书、判决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并且还要提供自己自己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后现在经济条件的证明材料。
　　四、扶养案件的证据提供
　　在婚姻家庭关系当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另外，家庭成员之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扶养关系，面对扶养关系的案件纠纷，一般情况下应提交下列证据证明案件事实。（1）证明原、被告身份的证明，用于证明原、被告各自的基本情况。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2）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扶养关系的证据，用于证明原告用权利向被告主张权利，对方负有扶养的义务。一般情况下此类证据有结婚证或者扶养协议等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扶养义务的证据，（3）证明经济状况及身体状况的证明材料，用于证明原告确实生活困难或不能自理，需要对方履行扶养义务。一般情况下原告应提供低保证明、生活困难证明或者医院的疾病证明等。（4）证明经济收入和经济负担能力的证据，用于证明被告有能力履行法定或者约定的扶养义务。一般情况下主要是被告的工资收入证明或其他能证明被告经济状况的相关证据。
　　五、收养案件的证据提供
　　我国法律规定，没有子女的公民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可以收养子女，在1992年4月1日我国收养法颁布后，所有的收养行为均要到民政部门进行收养登记，否则收养关系不成立。对于收养法颁布之前的，没有办理收养手续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条件的，按事实收养关系处理。对于收养案件一般情况下应提交下列证据证明案件事实。（1）证明原、被告之间身份的证据，用于证明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2）证明收养关系证据，用于证明诉讼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的证据，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居民（村民）委员会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公证收养应提供公证书，协议收养应提供协议书，事实收养应提供单位或居委会、村委会的相关证明材料。养子女系未成年人的，应提供其出生证明或户口簿，以及送养人的姓名、住址等，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等证据。（3）证明收养人支出费用的相关证据，用于证明应给付收养人的各项支出费用的数额以确定应给付的费用。在解除收养关系的案件当中，收养人要求被收养人或其送养人补偿收养期间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应提供所支出费用的证据，养父母要求养子女赡养的，应提供双方的经济状况的证据。（4）证明原、被告共同财产、债务等的相关证据，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财产状况等。如果原、被告有共同财产的应提供共同财产的清单，共同财产为房屋的还应提供房屋产权证明，有债权、债务的，应提供债权、债务的证据材料，居住公房的应提供租赁关系的证明材料等证据。（5）弃婴确认生父母的案件，应提供医院出生证明，亲子鉴定报告，单位、派出所、居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民政部门出具的领养证明等证据，用于证明弃婴的生父母情况。
　　六、因同居而产生的财产或子女抚养纠纷案件的证据提供
　　我国法律规定对单纯的同居关系法院是不予立案受理的，只有因同居涉及子女抚养或财产所产生的纠纷法院才予以立案处理。我国法律规定父母与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义务与婚生子女是一样的。在同居期间，同居双方所共同取得的财产属于同居双方共同财产。在因男女同居而发生上述纠纷时，一般情况下应提交下列证据证明案件事实。（1）证明原、被告之间身份的证据，用于证明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2）证明双方同居的证据，用于证明原、被告存在同居关系。一般主要是居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或邻居等知道案件事实的人员所出具的证人证言等证明双方同居事实的证据。（3）证明非婚生子女系同居双方所生的证据，用于证明同居双方所生子女情况。一般主要是同居双方生有子女的证明材料，如出生证明、亲子鉴定等等证明子女情况的证据。（4）证明同居财产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同居双方在同居期间所取得的财产数额和状况等。一般情况下是参照离婚财产清单填写财产清单，并提供相关财产状况的证明，如产权证、股权证明、银行存单等证据。（5）非婚生子女确认生父母的案件，应提供医院出生证明，亲子鉴定报告，单位、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民政部门出具的领养证明等相关材料，用于证明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的情况。
　　七、监护权纠纷的证据提供
　　我国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为其确定监护人。父母是子女的当然监护人，在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责任的情况下，应为其设定其他有能力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精神病人也应按法律规定为其指定监护人，以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于因监护权发生的纠纷，笔者认为应提供以下证据承但证明责任。（1）证明原、被告之间身份的证据，用于证明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一般这类证据有身份证、户口薄、出生证明、居住证、驾驶证、军人证、工作证、公安机关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等。如是单位作为监护人的还应提供单位情况证明，用于证明当事人的基本身份信息。（2）证明监护权的有关证据，用于证明监护权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法定监护关系须提供户口簿或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的证明等证据；指定监护须提供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的书面或口头指定监护的证据。（3）证明被监护人身体、财产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监护人的身体、财产状况。一般主要是医院或鉴定机构的证明、居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材料与及产权证、股权证明、银行存单等，被监护人系精神病人须提供医院诊断证明等证据。（4）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案件，原告要求赔偿的应提供被告致使自己受损情况的证据，用于证明被告应赔偿的数额。对于被监护人父母离婚的，还应分清第一监护人是谁，一般是由第一监护人先行赔偿，当其不能负担时，第二监护人才再行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监护人有争议时，还要提供证据证明监护职责到底是由哪方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家庭案件的证据并不仅限于上述所提的证据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法律规定的七种证据：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证据形式。电子证据，也叫计算机证据、数据电文证据、网络证据等，它是借助电子技术或者电子设备形成的、作为证据使用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材料或其派生物，这种证据如果能确实地证明案件事实，也可以在婚姻家庭案件当中使用。
作者简介：
蔡武，男，1976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丰城市，先后在江西省丰城市律师事务所、奉新县人民法院工作过，现工作于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在法院期间先后从事过执行、行政审判、民商事审判等工作。系中华哲学会会员，中国法制新闻网特约通讯员，法律硕士（JM）在读，先后写过多篇理论性学术论文。


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蔡 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