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技术贸易机构及技术经纪人
第三章 技术贸易
第四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五章 管理机构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进一步繁荣技术市场，推进技术成果商品化，维护技术市场秩序，保护技术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贵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技术市场是指买、卖、中介各方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中交换关系的总和。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贯彻放开、搞活、扶植、引导的方针，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建立健全技术市场体系，支持和鼓励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技术贸易活动，引导和促进技术市场健康发展。
技术贸易活动不受地域、行业、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限制。
第四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应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技术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内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技术贸易机构及技术经纪人
第六条 技术贸易机构是指以实现技术成果商品化为目的，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技术贸易活动的组织。
技术经纪人是指为促成技术贸易而从事技术中介服务活动并收取佣金的人员。
第七条 技术贸易机构建立的条件和审批登记程序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扶植和发展中介服务机构，鼓励从事为技术贸易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或充当订约介绍人，促成技术贸易的各种经纪活动。
第九条 经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的技术贸易机构，按规定可享受技术贸易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十条 技术经纪人应取得《技术经纪合格证》，并按规定办理《经纪人证》和《营业执照》后，方能从事技术经纪活动，不得侵犯技术贸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技术贸易
第十一条 鼓励有利于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开发和提高经济、社会效益的技术进入技术市场。
禁止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及侵犯单位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技术进入技术市场。
第十二条 单位独占的技术成果可依法出让；多单位合作完成的技术成果，需征得合作单位的同意方可出让；个人完成的非职务技术成果有权自行出让。
国家保密技术的转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技术商品广告，必须符合国家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方可刊登、播映。广告内容必须与技术鉴定证书等有关技术文件相一致。
第十四条 技术贸易可采取设立常设技术交易市场、举办技术交易会或技术招标、技术入股、技术承包、技术拍卖及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等方式进行。
举办技术交易会、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会、技术信息发布会等，应经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报举办地的工商行政管理和税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常设技术交易场所的基本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鼓励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兴建技术交易场所。
第十六条 各级科技计划项目均可进入技术市场公开招标，并按平等、择优、公正的原则进行。
第四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十七条 从事技术贸易活动必须依法订立技术合同。通过中介方成交的，应订立中介合同。合同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确需变更或解除的，应依法办理。
第十八条 技术贸易的价款及付款方式，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促成交易的中介方可向委托方收取佣金，其数额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中介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义务。
第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技术贸易收入和支付，按国家财务制度和税法有关规定执行。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协助税务部门做好技术贸易税收的征管工作。
第二十条 技术合同实行按地域一次登记制度。省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可以委托其他单位受理委托范围内的技术合同登记。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按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建立技术市场统计制度，并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的业务指导。
技术贸易机构和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有关规定，如实提供技术市场统计资料，不得虚报、拒报、迟报、伪造或篡改数据。
第二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技术合同进行监督检查，涉嫌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侵害他人技术权益的，应委托当地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作出鉴定后，再依法进行处理；涉及专利侵权的，应委托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结论后，再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技术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无效的，当事人可依据技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技术合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在技术合同中没有
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一方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是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其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实施国家有关技术市场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进行监督检查；
（二）负责审批技术贸易机构并进行监督管理；
（三）负责管理和监督技术贸易活动；
（四）会同有关部门对技术合同纠纷进行调解；
（五）负责技术市场统计，提供技术市场信息；
（六）负责技术市场管理和技术经营人员的培训、考核；
（七）负责技术市场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县及县以上人民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参与技术市场管理并实施监督，其职责是：
（一）对技术贸易机构进行核准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
（二）监督检查技术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三）依法查处违法的技术合同；
（四）依法查处技术贸易中违反工商行政管理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财政、税务、银行、物价、审计、经委、技术监督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技术市场的服务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设立仲裁机构，依法受理技术合同仲裁案件。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技术市场管理和技术贸易活动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应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九条 从事技术贸易的卖方单位，可以从技术贸易所得技术性纯收入中提取15—30％作为奖酬金，向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转让技术的，其提取的比例可高于50％，奖励直接作出贡献的人员。奖酬金由当事人凭技术合同登记证明和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该项目的成本核
算单，到原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核定。
技术贸易的买方可以从实施该项技术投产后三年内最高一年的新增利润税后部分中，一次性提取5—10％作为奖金，奖励直接作出贡献的人员。
第三十条 泄露国家科学技术秘密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利、司法部门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转让技术成果，侵犯单位或他人合法权益的；
（二）提供虚假技术、信息或制作、刊登、播放虚假技术广告的；
（三）利用技术合同行骗的；
（四）无照经营或超越经营范围经营的；
（五）技术贸易中介机构或技术经纪人损害贸易双方或其中一方合法权益的；
（六）技术贸易活动中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从事技术市场管理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可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由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11月29日
新路径视野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反思与重构
-----兼评《物权法》第五章
李昌庚
内容摘要：《物权法》第五章采用了"三分法"，仍保留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产权主体不清。我们必须突破公有制的旧意识形态，正确对待国情。从长远来看，对于市场竞争领域内的农村土地应当实行私有化和农地市场化，将土地所有权"回归"农民；对于非市场竞争领域内的农村土地应当实行国家所有，取消集体所有权制度。我国当前农村土地实行全面私有化的条件还不成熟。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等，把农民真正从土地生存保障功能中解放出来，使农民真正享受同等"国民待遇"。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私有化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个比较老的话题，但时至今日未予解决。我国《物权法》第五章采用了"三分法"，即将所有权分为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这一立法模式吻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要么是部分学者或立法者固守着公有制或旧有意识形态，要么是学者们与立法者妥协的产物。物权法作为私法主要是规范私人财产权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①，而是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本身渗透了公权力，体现了不同的行为规则和价值目标，理应由相应的经济法或行政法予以规范，并制定相应的单行法。其实，就国家所有权性质而论，是否称得上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大有疑问。[1]即使在物权法体系中，国家所有权或集体所有权也应当以私权力的身份予以出现，体现所有权一体保护和合法财产一体保护原则。那些主张在物权法中采用"三分法"并强调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保护的学者或立法者往往混淆了不同所有权的性质以及物权法和相关部门法学的功能定位和价值目标。在中国，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农民，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本保障。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那么我国的《物权法》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物权法》。因此，就此意义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是《物权法》的焦点。然而，我国《物权法》并没有回应学术界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仍采取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模糊提法。
一、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的缺陷
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等均确立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然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集体土地所有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权观念的机械而教条的运用，它经历了苏联在合作化进程中的血腥和混乱，也经历了我国在快速进入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幼稚和所付出的代价。[2]概括而言，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如下两点：
1、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产权虚化，这也是最大的顽疾，同时也是包括国家所有权在内的公有制的最大顽疾。虽然，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包括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但是，由于目前不存在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或名存实亡，如果让乡政府行使其主体职能，事实上使集体土地演变为国有土地。这是其一。其二，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三，由于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非农产业的转移，村民小组的合并，事实上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也已名存实亡。鉴于此，如此立法没有任何意义，使用"集体"概念或许是我们立法者不得不为之的折衷做法。但"集体"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如同"全民所有，全民皆无"一样，[3]在集体财产中也造成了"人人有份，人人无份"、"谁都应负责，谁不负责"的状况。[4]正如有学者指出，"集体所有权"也因缺乏主体而成为空中楼阁，徒有虚名。所有制意义上的"农村集体"永远不能成为物权法的主体。[5]
2、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不全。最初罗马学者将所有权定义为"对物的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6]后于公元11世纪即将所有权的权能概括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并延续至今。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清，导致谁也无法说清谁是土地的真正主宰，从而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四项权能落空，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乡村干部侵犯农民生产经营承包权等提供了借口。由于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因而农民就失去了话语权，从而使农民容易成为宰割的对象，包括国家对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的问题等。而对于那些宰割农民土地利益的人而言也并非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仅仅因为凭借了公权力或有其他财产所有权的支撑。而且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真正的处分权，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出让，只有被征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由于主体的缺乏，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补偿与国有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损害的正是农民的利益。
总之，集体土地所有权所积累的集体土地利益名为"集体"，实际上被少数乡村干部所据有以及被某些地方政府而廉价的剥夺，而使失去话语权的农民成为最大的牺牲品。鉴于学术界对此论述颇多，故在此不予详叙。
二、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观点综述
对于集体所有权所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法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取消或部分取消集体所有权。它包括三种主张：（1）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2）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3）部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或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二者并存。[7]2、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但赋予其新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主张：（1）新型总有说，即指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团体，以团体的资格共同所有某项财产的形式。[8]（2）法人和个人共同所有说，即认为集体所有权主体是"个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体财产应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股权或社员权。[9]（3）共有说，即集体组织全体成员共同对集体财产直接享有的所有权。[10]王利明教授把集体所有称为特殊的共有，即集体与成员不可分割，由集体的成员同享有所有权。[11]3、搁置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问题，通过建立和完善用益物权制度来谋求出路。[12]
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全部转变为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观点则是历史的倒退。历史早已证明，"一大二公"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公有制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它无法解决所有权主体不明和无法适应市场机制的症结。至于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赋予其新的内涵的观点，笔者认为，只要在"集体"的名义下，其成员的所有权权益就难以实现。这是其一。其二，法人所有权实际上就是私有权，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私有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这种观点要么没有摆脱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要么是一种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公有制的弊端，但又不想轻易突破旧有意识形态，以此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一种迁就表现。这是一种学术资源的浪费，与其如此，就不用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内涵上做无用的研究，否则容易引起误导。某种意义上的"改良"看似"稳妥"，实际上容易使问题积重难返，给以后带来更大的隐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自身利益而误国殃民。至于搁置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用益物权制度来谋求出路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在现有制度构架下，尚不能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那么这种观点未尝不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至少能够使现有的土地尽可能实现收益。
三、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需要厘清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笔者认为，综合若干年来学术界对其的探讨，只有厘清如下几个理论问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提出正确的解决对策：
第一，市场竞争领域内的财产权主体必须具体化，而不能抽象化。愈是抽象的东西愈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也愈容易成为无人制约的东西。历史上诸如"人民"、"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等概念和口号均因为其抽象而没有具体责任主体和具体制度的支撑而落空、变味和流于形式，并因而成为愚弄的工具。因此，在市场竞争领域，基于人性的自私，财产权的主体制度构建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即使法人所有权②其最终股权主体也是个人，而非国家或集体。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形成监督制约机制。尽管落实到"具体"的过程中并不能确保绝对的公平与公正，但总比没有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要好的多，因为毕竟能够使财产收益并使国家、社会和相关主体受益。如果我们因担心财产权的"具体化"而可能出现的贫富差距，并寄希望于那种虚无缥缈的抽象东西或"美丽的谎言"，则是我们内心仇富心态和'大锅饭'的真实写照以及制度的悲哀！
对于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而言，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国家"和"集体"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从而导致产权主体虚置、无人负责和资产流失的严重现象。正是在此意义上，如果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来看，笔者认为，所有权概念本应是私人财产权的范畴，属于私法领域。因此，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在私法领域内的提法本身就存在问题，至少认为它是公法领域借用了"所有权"概念加以分析而已。笔者绝非完全否定公有制，也绝非完全抛弃国家所有权。论证至此，已经很清楚，即凡是私人能够自我调节的竞争性领域应当私有化，即私人所有权；凡是私人无法自我调节的非竞争性领域，诸如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等宜国家所有。在公法领域内国家所有权尽管存在主体虚置、无人负责、资产流失等现象，但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是社会发展应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如何尽可能降低所付出的代价。
第二，我们必须突破公有制旧意识形态的限制和理论"禁区"。近年来，很多学者在讨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时，均以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比如："我们目前尚不能轻易地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实施数十年的经济体制……."；[13]"公有制在中国的实践直接形成了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农村土地私有化……其结果只能是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确立……"；[14]"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生产中就应当坚持土地的公有制……"；[15]"土地制度的创新不能越出公有制的范畴……"。[16]等等。这种现象在其他诸多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今天，这种陈旧思维往往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思想障碍和"拦路虎"。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否定公有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也从来没有否定把公有制作为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选项，但是如果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事先设置一个公有制前提并以公有制作为检验分析路径的标准，则陷入了理论逻辑推理的悖论。更何况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本身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要么是部分学者固有的信念，要么是部分学者昧着良心说瞎话，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么是部分学者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尤其城市利益集团），而无视农民的利益。倘若前者尚可以理解，这是学术自由的需要；倘若是后两者的情形，则是我们无法原谅的，更是农民无法原谅的，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极端不负责任。
第三，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国情，而不应以所谓的国情作为阻碍改革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借口。从事科研和学术工作，固然要考虑到国情，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两种问题：一是有些所谓的国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情，而恰恰是我们长期遗传而又需要改变的陋习；二是某些人用所谓的国情作为延缓改革进程、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借口。我们常常一旦提及西方，某些人就用"国情"作为挡箭牌，这是某些浅薄之士或别有用心的人对此的严重误读。某些学者或社会人士常以爱国主义的幌子而盗用所谓的"国情"，这是更为可怕的误国和害国。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否定国情、全面西化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在立足本土化资源中，更要避免滥用国情的不良倾向。[17]孙中山就曾指出："不能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就拒绝给予他主人的地位。既承认其主人的地位，也考虑到其智识低下的现状……"。[18]如果"借口民众的智识低下"，而剥夺其主人的地位，就是盗用国情作为阻碍改革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借口。如果"承认其主人的地位，也考虑到其智识低下的现状"，就是真正地认识到了国情。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是我们对待国情的基本态度，对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更不例外。
四、对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观点的批驳
那些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人们提出了种种理由。对此，归纳如下几点并加以批驳：
首先，他们提出了土地公有制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19]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的"非农民"。[20]这就是我们土地的利用效率？！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我们土地实行多元化所有制形式，是否会有更高的效益？而不是仅仅"养活"的问题？并且也不需要那么多农民去"养活"的问题？从而可以释放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养活"，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农村生产承包制以前的土地公有制是什么现状？有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只有生产承包制以后我们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而生产承包制实际上已不是"一大二公"模式下的纯粹公有制，是介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过渡，农村土地的长期承包经营实际上已经吸纳了土地私有的成分。如果说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那也是含有土地私有成分和功效的长期承包制所发挥的作用。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对农村土地承包制的进一步改革，以明晰其产权，赋予其所有权权能。
其次，他们提出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土地兼并、贫富差距和农业生产下降等问题。[21]上述问题主要存在于私有化"初期"，他们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论证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初期"。这是其一。其二，个案不能反映全貌，前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所有土地私有化的国家都存在严重问题，也仅是部分国家，而有些国家土地私有化却很成功。故这种逻辑推理本身存在缺陷。其三，即使前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土地私有化中存在问题，更多地是因为旧有土地公有制而遗留的诸多病症的爆发和土地私有化过程中配套措施不到位造成的，而不能仅仅归咎于土地私有化本身。其四，我们必须正视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土地私有化的事实，也必须认识到很多国家土地私有化（包括农村土地）很成功的事实。如同市场经济或民主一样，并非所有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或民主政治就一定很成功，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或民主本身。当然，前苏联东欧国家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以便我们更好地完成土地私有化过程。
再次，他们提出了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人地矛盾突出、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和农地流转配套措施不具备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地市场化（即土地私有化）的观点。[22]诚然，上述情形是制约我国土地私有化的重要因素。只能说明我们在私有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上述因素及其前提条件，只能说明我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土地私有化的选项及其发展趋势，不能因此而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才是正确地对待国情，而不是用所谓的国情阻碍改革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借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因素正是我国农村政策偏差、城乡"剪刀差"发展模式等所欠农民太多而造成的诸多后果，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所带来的问题，是一种历史欠帐，而不能归咎于土地私有化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