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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信息产业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印发《软件业统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04年6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国统字〔2004〕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信息产业厅、商务厅（委、局）、外经贸委（厅、局）、外汇管理局，各直属海关：

为贯彻落实《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国办发[2002]47号），国家统计局、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软件业统计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软件业统计管理办法（试 行）

第一条 为准确、及时地反映我国软件行业软件产品开发和服务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务院办公厅《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2005》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登记注册为软件行业的企业和以对外经营软件开发、研制活动为主的软件产业活动单位。软件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中第61大类计算机服务业中的计算机系统服务和第62大类软件业，具体的范围是：

（一）提供计算机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等方面的服务；

（二）专门从事计算机软件的设计、程序编制、分析、测试、修改、咨询；

（三）为互联网和数据库提供软件设计与技术规范；

（四）为软件所支持的系统及环境提供咨询、协调和指导；

（五）为硬件嵌入式软件及系统提供咨询、设计、鉴定等活动。软件业不包括仅销售软件，软件的批量复制，单独的软件与硬件组合的系统安装、调试，与硬件有关的咨询活动和为用户提供数据录入、加工、存贮等方面的服务。

软件企业是指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活动的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定合同；

（三）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软件产业活动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位于一个场所，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或主要从事该种活动；

（二）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

（三）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核算资料。

第三条 软件业的经营活动包括计算机系统服务、公共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和应用软件服务）和其他软件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是指为一般计算机用户提供的软件设计、编制、分析、测试等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是指为专业领域使用计算机的用户提供软件服务，以及提供给最终用户产品中的软件（嵌入式软件）服务。其他软件服务是指为特定客户提供的软件服务，以及与软件有关的咨询等活动。

第四条 国家对软件统计实行“集中组织、分别统计、统一发布”的管理方式。由国家统计局和信息产业部负责组织全国的软件统计工作，分别由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的软件统计工作，由各有关部门统一协调后对外公布有关统计信息。

第五条 软件生产活动的统计由信息产业部负责，对从事软件开发的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统计调查。根据我国目前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统计范围暂定为年经营收入额在50万元及以上的软件企业、软件产业活动单位。对一些软件产业活动单位，其软件开发和服务的成果主要是体现在本法人企业（或单位）的有效载体上同时销售（如数控机床、大型机电产品、IT产品、家用电器等），难以确定单独经营收入的产业活动单位，可按本法人企业（或单位）对该产业活动单位的经常性资金投入计算，达到50万元就作为统计核算单位（资金投入包括：软件研发人员的工资、奖金、补助；软件研发的原材料等方面的投入等）。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软件行业的基本情况，人员情况，财务情况，软件产品销售情况，软件产品出口等方面的指标。

第六条 软件出口统计由海关总署负责。由海关对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应用软件和其他软件（包括已安装在计算机上的软件）出口和以服务形式对外出口的软件出口总额进行按月统计。

第七条 软件出口外汇收入情况统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

第八条 软件开发单位科技活动情况由国家统计局负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科技统计滚动规划，每五年滚动调查一次软件开发单位科技活动情况，以便计算软件行业的R&D。调查范围：全部计算机系统服务业、软件业。调查的主要统计指标：单位基本情况，包括从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科技活动情况，包括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研究与发展人员；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情况，包括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等；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情况，分为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科技项目情况；科技活动成果，包括软件销售情况，出口情况等方面的指标。

第九条 统计资料的提供。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统计局定期相互提供其统计资料。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来源:http://www.safe.gov.cn/law/law479.htm

　　虚假诉讼的本质就是他人把法院作为诉讼工具从而达到合法损害他人利益的目的。[1]因此，虚假诉讼严重的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形象，严重的挤占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严重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虚假诉讼形式多种多样，表现为恶意选择管辖法院，规避对同一当事人的关联性审查，冒名诉讼，捏造虚假案件基本事实以及虚构关键证据等形式。[3]而虚假诉讼危害极大，面对形形色色的虚假诉讼，法律如何应对？

　　一、虚假诉讼防治应立足于证据制度

　　（一）虚假诉讼防治的实体法律应对具有缺陷

　　在现有法律情形下，在实体上应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数主张在民法上建立虚假诉讼的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上主张将虚假诉讼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修改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等犯罪构成要件，增设虚假诉讼罪等。[4]但是显然应然措施太多，而且就刑事手段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明确指出该行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要当手段行为构成犯罪的，才可以依妨害作证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该主张也不足取。

　　（二）预防虚假诉讼的程序预防需要立足于证据

　　（1）虚假诉讼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法院的权威达到某种非法目的，而且虚假诉讼主要侵害和直接损害的是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以及法院权威，因而对于虚假诉讼，重要的是排除其对于法院的非法利用，重要的是预防和排查，即立案前的排查以及审理过程中的排除，事后惩治只是最后逼不得已的最后补救措施。但是启动发现、甄别虚假诉讼的程序，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证据，否则就是臆想和猜测，可能无端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2）虚假诉讼的运行需要立足于证据制度。虚假诉讼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发现虚假诉讼，其就和正常的诉讼无异。如果虚假诉讼一旦被发现，其运行就会被终止。因而，开展虚假诉讼靠的是完善的证据，而其被发现和制止仍需要证据的支撑。

　　（3）虚假诉讼的本身特点也需要将防治的立足点放在证据上。如上所述，大多数虚假诉讼或者虚构一定的基本事实，或者直接冒名诉讼，或者直接虚构证据等，[5]而这些虚构的事实也都以证据的事实体现出来。所以，虚假诉讼要继续进行，要发现，要惩治，都需要利用证据。

　　二、证据制度在防治虚假诉讼中的缺陷

　　（一）诉讼法规定诚信原则比较简单

　　现今西方国家的诉讼法中就普遍都规定了诉讼诚信原则，例如，1990年韩国民事诉讼法在第1条中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即法院必须努力促进诉讼程序公正、迅速且经济地进行；对此，当事人和诉讼关系人应当遵从诚实信用的原则予以协力。德国1950年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官对违背诚信原则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利益这评论”，其若违反真实义务而致使诉讼迟延，应承担因延滞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以及第10条规定的恰当原则。所以，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诉讼诚信原则还比较简单，只是做了宣示，具体情况如何，以及惩罚性措施缺失。

　　（二）谁主张、谁负责的原则存在漏洞

　　民事诉讼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规则是国外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法律产物，是追求“法律公正”的标志，同时需要高度发达的法律文化以及较高国民素质与之适应。但我国并非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也缺乏适用这种规则的国民基础以及文化基础，在我们的国民心目中更加注重的是实质上的公正，更何况国民取证权利并没有随着诉讼模式的改变而相应增加。[6]因而，作为一个原则，除过举证责任倒置外，是否应该有例外，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否则在恶意诉讼中，无辜受害人大多在他人精心设计的证据下无法反驳从而败诉。

　　（三）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严重弱化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并非典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但是在各种因素不断影响下，法官开始安于坐堂审案，开始习惯于依赖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所以，在虚假诉讼中才会出现有的法官该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没有调查取证，该追加的没有追加，该通知证人到庭的没有通知，该审查的没有审查，导致很多串通的证言、伪造的证据被认定，从而形成虚假诉讼。[7]这种情况在两人串通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的虚假诉讼中比较多见。所以，在特殊情形下，须明确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义务，则会明显有利于虚假诉讼的甄别。

　　（四）自认规则以及调解规则缺乏科学操作性

　　在相互串通规避某种不利益或者侵害案外第三人利益的虚假诉讼中，通过自认并以调解形式结案的较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13条也规定了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但是由于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诉讼模式的改变，该条并未引起重视。因而，虚假诉讼便有可乘之机。而在调解中法院也并没有将“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作为调解的前提来看，从实践来看，案件一旦进入法院，只要当事人愿意调解，就可以进行调解，并不需要查清事实和分清责任。

　　三、应对虚假诉讼，证据制度需要完善

　　（一）完善诉讼诚信和举证诚信原则

　　2012年8月13日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已经在第1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13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依然为我们规制虚假诉讼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是诉讼诚信原则的总则规定，即第13条仍然显得过于简单，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困境，即如果适用，如何说理以及如何处罚都是问题；如果不说理，诉讼诚信原则又是基本原则，也有不妥。所以，在目前国情下，在现有法官压力比较大且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建议司法解释明确诉讼诚信原则的适用对象以及处罚措施。

　　（二）完善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如前所述，作为原则，必有例外情形。而且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该本着公平原则按照案件的具体情况，保持一种动态的责任分配状态，适时合理的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在面对虚假诉讼时，由于其诉讼在本质上是虚假的，当法院对诉讼持有虚假怀疑时，应该赋予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利，可以将举证责任更多的分配于虚假诉讼方，可以规定如果对方对持有的证据不提交而不能合理解释时，做出对其不利的评判等。[8]这样，法官在面对虚假诉讼时，可以充分发挥职权主义模式的特点，掌控诉讼，查核虚假诉讼，为发现以及甄别以及惩治虚假诉讼提供基础，从而不至于成为虚假诉讼当事人的玩偶。

　　（三）强化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力度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明确为：（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可见，我国对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采取的是逐步缩小的严格解释的态度。而在我国诉讼模式逐步从二元模式转化为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由于国民诉讼能力参差不齐以及法律文化缺失，如果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虚化和弱化，如果满足于坐堂问案，那么恶意诉讼、欺诈性诉讼、虚假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等将会大量发生。[9]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限制缩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的同时，完善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即扩大特定情形下的适用范围并明确具体情形，以及不能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后果，同时将依职权调查取证作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规定下来，如果不履行该义务，也会导致除追究刑事责任以外的其他法律后果，如内部处分等。这样，法院在防治虚假诉讼中才不会出现消极、懈怠，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以及无法可依的局面。

　　（四）完善自认规则以及调解的证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