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的意见
银发〔2008〕225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进一步发挥金融职能作用，全方位做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灾区金融机构尽快全面恢复和提高金融服务功能
（一）做好金融机构基层网点恢复重建。
根据国务院灾区重建规划总体要求，抓紧做好灾区金融网点布局和重建规划，合理布设灾区金融机构基层网点，扩大灾区金融服务覆盖面，尽快恢复并提高灾区金融机构服务功能。
加快修复因地震灾害受损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基础设施，着力加强和改进对灾民集中安置点的金融服务。对受灾损失小、灾后尚能维持基本业务经营的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对受灾损失严重、灾后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金融机构，属于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由其总部协调系统资源组织恢复，各总行（部）要尽快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属于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鼓励有实力、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其兼并重组。鼓励地方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通过财政注资等方式扶持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恢复重建。
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保证业务运营安全的基础上布设临时营业网点，通过系统改造实现跨机构业务代理服务。引导投资者采取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进行证券交易；客户坚持现场交易的，通过就近转托管或转指定方式提供现场交易条件。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到灾区设立分支机构。优先并加快审批符合条件的灾区金融机构基层网点迁址、重组，鼓励灾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二）保障支付清算、国库、现金发行、证券交易和邮政汇兑系统的安全运营。
加强支付清算系统动态监测，构筑灾后重建资金汇划“绿色通道”，确保灾后重建资金汇划通道畅通运行。在灾区群众集中安置点合理布放ATM、POS等机具，方便灾区持卡客户的存、取款和持卡消费。保证国库资金划拨渠道畅通，将国库资金汇划通道延伸到受灾群众个人账户，实现救灾补助资金点对点发放，保证救灾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受灾群众。发挥国库系统监督功能，提高救灾资金拨付、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对灾区现金流通、供应状况的监测分析，加强发行基金调拨管理，充分利用跨行政区划就近调拨发行基金的工作机制，确保灾区现金供应。
支持证券期货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帮助灾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强灾难备份中心、中心机房等建设，强化对交易、结算、通信系统的安全维护。尽快恢复和完善灾区邮政汇兑系统，发挥其贴近基层群众的服务优势。
加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备份系统建设和因灾受损的重要文件、数据、档案等信息资料的清理及备份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三）适当减免灾区金融机构的收费。
适当减免灾区通过支付清算系统的资金汇划费用。对国家明确的灾区内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包括注册地在受灾地区的法人机构及在受灾地区的分支机构）以及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免收银行业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对灾区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包括注册地在受灾地区的法人机构及在受灾地区的分支机构），免收保险业务监管费；支持灾区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包括注册地在受灾地区的法人机构及在受灾地区的分支机构），免收证券市场监管费。支持适当减免受灾严重的银行机构缴纳的银行业协会会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缴纳的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期货业协会会费、证券期货交易所会员年费和保险机构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业协会会费（不含省市行业协会）等收费。鼓励省级农村信用联社对灾区的农村信用社减免行业管理费。
鼓励灾区金融机构适当减免客户账户查询、挂失和补办、转账，证券持有人的证券账户卡挂失与补办、证券查询、证券继承等收费。
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灾区的信贷投放
（四）对灾区实施倾斜和优惠的信贷政策。
各金融机构要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和风险可控原则下，根据灾区需要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和投放节奏，积极支持灾后重建。全国性银行机构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大系统内信贷资源调剂力度，从授信审查、资金调度等多方面对灾区给予优先支持，将信贷资源向灾区适当倾斜。灾区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积极组织存款、加大市场融资力度，增加信贷资金来源，在满足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审慎监管要求并确保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加强对当地受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贷款总量可适当放宽。当地农村信用社要立足服务“三农”，按照农时适时放款，支持当地农业恢复生产。配合财政贴息政策，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贴息贷款发放工作。现有的扶贫贴息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向灾区适当倾斜。允许金融机构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在灾区没有营业网点的金融机构可以开展跨地区贷款业务，支持灾区重建。
考虑到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对灾前已经发放、灾后不能按期偿还的各项贷款可延期6个月还款，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信贷支持。
（五）加大对灾区重点基础设施、重点企业、支柱产业、中小企业、因灾失业人员等的信贷支持力度。
鼓励金融机构对灾后重建中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需要扶持的重点企业、灾区支柱产业以及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等有收入来源的受损公共设施修复的贷款需求及时给予必要支持。对灾区吸纳就业强、产品有前景、守信用的中小企业，通过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出资引导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灾区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工作，对地震灾区因灾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或吸纳灾民就业达到一定人数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贷款时，可参照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执行。
（六）加大对灾区“三农”的信贷支持。
积极发展适合灾区农村特点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机构，提高农村金融网点的覆盖面和对灾区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
运用专项票据兑付等多种方式增强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灾后重建的信贷投放能力。对灾区农村信用社持有的专项票据，经审核后基本满足兑付条件的，简化考核程序，及早予以兑付。对确因受灾暂时不能满足兑付条件的农村信用社，一方面，通过再贷款方式及时增加其可贷资金，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资入股增强其资本实力。
拓宽农村贷款抵押担保物范围，鼓励发展林权抵押贷款、采矿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仓单质押贷款等业务。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发放面向灾区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扩大贷款额、延长贷款期限，对农村种养大户、特色种养业予以重点扶持。增加对受灾地区扶贫贴息贷款投放，为灾民恢复生产和生活提供扶贫贴息贷款支持。
（七）对灾区实行住房信贷优惠政策。
积极支持灾区住房开发建设。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受灾地区政府组织的因灾损毁住宅区、住宅楼重建和修复项目优先给予贷款支持。对国家确定灾区的普通商品住宅、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贷款条件方面给予优惠。
降低地震灾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和首付款比例。灾区居民在灾后购置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下限由人民银行规定的现行水平（首套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85倍、二套为1.1倍）统一下调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商业银行可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等因素自主决定具体贷款利率水平；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下调为10%，具体首付比例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均优惠1个百分点。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农民自建住房贷款，用于农民重建和修复因灾损毁住房。
三、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
（八）增加对灾区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根据灾区恢复重建的实际需求，2008年安排增加灾区2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如有需要可再适当增加。加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支农再贷款的调剂力度，每年再适当向灾区增加一部分支农再贷款额度，并相应拓宽其使用范围。自2008年5月1日起，这类再贷款利率可在现行优惠支农再贷款利率水平上再降1个百分点，以减轻灾区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
（九）继续对灾区执行倾斜的准备金政策。
灾后重建期间，逢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暂不执行。对灾区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法人金融机构停止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十）允许灾区金融机构提前支取特种存款，增加其信贷资金来源。
对已办理特种存款且支持灾后重建资金不足的灾区金融机构，可提前支取在人民银行的特种存款，并按其实际持有期限对应的特种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四、发挥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功能，引导各类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工作
（十一）支持灾区机构通过债券市场募集灾后重建资金。
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混合资本债券和次级债券用于补充资本金，发行普通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扩大灾后重建信贷资金来源，并为其提供债券融资的绿色通道。
鼓励符合条件的灾区企业和所筹资金重点用于灾区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募集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所需资金。
鼓励金融创新，支持有稳定收益的交通、水务等基础设施项目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鼓励开展针对灾区重建发展的直接投资和集合理财、专项理财业务。
（十二）支持灾区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和灾区上市公司重建发展。
支持灾区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在符合法定条件下，优先安排灾区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再融资。优先审核拟将募集资金投向灾区恢复重建和生产灾区重建、安置急需物资的公司的融资申请。
支持灾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资产注入和整体上市，设立灾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专门审核小组。鼓励全国其他省（市）上市公司参与灾区重建，以“资产认购股份”等方式将灾区上市公司急需的恢复重建物资、设备等资产注入灾区上市公司。
支持适当减免灾区上市公司的上市年费等费用。加强对灾区企业的上市培育服务，推动符合条件企业的上市。
（十三）积极引导保险机构参与灾后重建。
积极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优先认购灾区优质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引导和协调保险资金优先投资灾区的交通、能源、环保、水务、市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支持灾区基础设施重建工作。
发挥保险产品的功能作用。加大保险产品创新力度，积极支持为灾后重建提供工程、财产、货物运输、农业以及建设人员意外健康等各类保险，并给予费率优惠。针对受灾群众尤其是孤儿、残疾人、鳏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发专门的年金保险、残疾收入保险、养老保险等产品。
（十四）鼓励、引导各类基金和民间资金支持灾后重建。
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加大对灾区的资金投入。研究建立多方参与、多层次的巨灾保险体系，支持灾后重建和分担次生灾害损失风险。
五、加强灾区信用建设，保护合法权益
（十五）保护灾区客户的合法权益。
加快整理核实灾区金融机构客户基本信息。对于暂时无主客户债权，要另账保存，并依法确认和保护遇难者账户资金、金融资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各金融机构对民政部提供名单的遇难者财产要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其亲属，为遇难者亲属办理遗产继承、财产代管、保险理赔等提供周到、便利、快捷的各项金融服务。保险公司要主动联系灾区保险客户，全面排查客户投保及损失情况。对于地震保险的赔付，原则上按照合同进行，并加快理赔进度，提高理赔效率。
（十六）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处置。
金融机构要切实做好受损资产的清理和管理工作，全面摸清信贷资产和自身固定资产的损失情况。积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及企业对因灾形成的不良债务实施有效重组。对于符合现行核销规定的贷款，按照相关政策和程序及时核销。对于不符合现行核销规定条件、但企业和个人确有还款困难的贷款，根据实际损失情况和偿债能力，按照区别对待、平等协商的原则，做好债务重组安排，促进其尽快恢复生产和正常经营。
金融支持灾后重建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既要积极支持受灾地区恢复重建，又要强化金融风险管理意识，注重防止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
（十七）依法维护金融债权，促进灾区信用体系建设。
依法加强监管，密切监测灾区金融市场运行，保持市场正常运行秩序。采取切实措施有效防止随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防范冒用他人名义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等证明文件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权益。做好灾区信贷统计、征信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为灾后恢复生产和重建提供有力保障。
本意见中的灾区范围是指由民政部认定的51个极重灾区县和重灾区县的行政区域，有关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暂定执行至2011年6月30日，另有明确要求的除外。
请人民银行灾区分支机构会同当地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派出机构加强组织协调，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八月六日
浅论人工生殖管理的法律调控原则
法律科学 发表时间：199601
作者：陈小君/曹诗权
人工生殖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这不仅涉及到社会伦理关系，更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行政法、亲属法等诸领域的边缘性法律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开展了较深入的研析和立法探索。我国则只是消极被动地规定暂停该技术的使用，在立法上呈严重滞后状态。但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迫切需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求如何合理使用的正确导向和法律调控原则。
一、人类生育的新发展及其现实问题
人类在自然选择和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曾实现了生育方式的两次大飞跃。第一次是从猿类的动物界，进化到人类的原始社会，群体性两性关系和母系血统孕育了有关性和生殖的社会禁忌与习惯，生育链条中萌发了某些社会机制，人类走出摆脱纯动物生育方式的第一步。第二次是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状态走进文明时代，个体婚姻家庭取代原始的群婚，人类的两性关系及生育繁衍与婚姻家庭不可割裂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生育上的社会关系系统。
两次飞跃，带来了人类量的增多和质的提高，使人类超脱动物界愈来愈远。但是，用科学的目光来审视，历史的飞跃是局限的、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它从根本上仍保留着生殖能力、生殖过程、生殖关系的多重自然属性，是一种单一的自然生殖系统工程，没有直接的人工技术力量的参与，任何社会控制和补救措施都难以介入。
历史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域，并大踏步地迈进了人类生殖这一盲区，划时代的人工生殖技术开始从根本意义上改变着人类的自然生育方式，“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理母亲”三种类型16种操作组合形式已取得多例临床应用实效和触类旁通的广阔推行前景。它们既是一类技术手段，又是一种新的生殖方式。在其意义上，我们不能否认，人工生殖技术既具有科学史上的空前创新价值，更有其多方面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但是，新的生育方式和技术也带来了诸多法律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母”角色多元化，引发户政管理对亲子身份认定的现实矛盾
人类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时代，过渡到个体婚制，双重亲子关系明晰化，社会确立了亲子身份认定的自然命题和推导原则。其中公认的有三条：第一，一个人生来在自然血缘上只有一父一母，非有法律拟制之特别，父母子女关系自然形成，权利义务终身相随；第二，基于供卵、受孕、妊娠、分娩集于母体，不可分离，母亲身份根据出生事实确定，罗马法为此设立了一条古老法则：“谁分娩谁为母”；第三，基于法律上生育与性、性与婚姻不可分离，父的身份根据与母的婚姻关系确定，拿破仑法典以此为前提规定子女于婚姻关系中孕育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此三条原理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生殖的亲子规律，也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和户政管理确认亲子关系的自然基础。但是，人工生殖的适用，打破了这些自然法则，使目前的亲子身份和户政管理无所适从。
1.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如何认定？非有明确反证，凡夫妻于合法婚姻关系内所生子女，均为婚生子女，乃各国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的通例。然而，如采用人工生殖，由夫妻之外第三人供精、供卵或代孕、代生，可以各种形式孕育出非夫妻精卵同质的子女，受精、孕育的主体和空间超越于夫妻关系之外，由此所生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在户政管理中能否直接登记或登记于谁的名下，颇难定夺。虽然我国法律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不得歧视，但应由哪个父母来保证子女权益的实现，则直接涉及下面这个问题。
2.社会父母与生物父母的多元冲突。人工生殖使得第三供精人、第三供卵人、代生母亲、胚胎代育者、实验室、操作医师等介入生殖过程，婚姻、两性结合、供精、供卵、受孕、妊娠、分娩及抚育的一体化生殖系统被分解割裂，结果产生代生母亲与养育母亲、供卵母亲与孕体母亲、生物父亲（基于遗传）与社会父亲（基于抚育）、有婚姻的父母与无婚姻的父母等多重角色并存，生育上的单向联系变成了多重复合关系，多元代替了传统的一元。在这种多角色并存中，难免发生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和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以及子女成年后要求变更父母的矛盾。对此，亲属法和户政登记管理中应如何规范必须予以明确，否则，将使此类亲子身份及其权利义务处于动荡游移之中。
（二）亲属关系超时空，婚姻登记管理对近亲婚配疏漏难控
在传统法律意义上，亲属是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形成的一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的不可移转的时空界域。在自然生殖下，法律根据亲等亲系等自然联结机制很容易把握亲属范围及其血缘系统，从而确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亲属制度。但人工生殖却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亲属的血缘纽带，使传统亲属制度难于接纳。据传媒介绍，前苏联一女科学家用公元900
多年战死在西伯利亚的维系战士的精子（由于该处一向地冻天寒，所以尸体保存完好）作人工授精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男婴；南非有一名妇女借助技术手段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充当“代理母亲”，结果替女儿生育出一个男孩。这两例的技术性推广，不仅提出了处于人工冷藏术控制下的精、卵元体及其胚胎是主体还是客体、是个人财富还是社会资源的论题，而且使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再受到特定时间、空间和辈份、年龄的限制。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近于混乱的扑朔迷离的亲属血缘关系，既使有关亲等、亲系和亲属范围、辈份、称谓、效力等现行亲属制度的基础性规则感到局促，又将近亲婚配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是婚姻登记管理中对近亲婚配的禁限有无必要。“同性为婚，其生不繁”，这一千古法则从原始社会的自然选择转化到我们的现行婚姻管理中，是禁止一定范围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结婚。此条管理规则除了反映一定的社会伦理要求之外，其根本而直接的价值意义是保证婚育人口的质量，避免近亲基因的遗传，实现自然优生。显然，这一婚姻价值在人工生殖的操作下已失去原始意义。
二是近亲婚配难于禁防。自然生殖下，人的血缘关系单一明确，管理上亦能清楚地把握和控制。但人工生殖下，供精、供卵的多角色化和秘密化，所谓“超人精卵”的社会效应，“精卵库”的普遍设立，少数“供体”的多次采集，结果不仅是少数供体在同期或不同期内有多个身份不明的后代，而且由此出生的人并不明确彼此乃至自己的血缘系统。这些带有共同遗传基因者在现今社会人际中相遇随机性大，如发展到结婚及生育子女，则必然带来近亲生殖的社会危害，影响人口优生。
（三）生育与婚姻分离，计划生育管理受到冲击，表现在：
其一：通过婚姻家庭的生育机制，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是计划生育微观管理的重要内容。但人工生殖的应用，将生殖的一系列活动带到婚姻家庭之外，生养后代可不再与婚姻家庭联在一起，如果计划生育管理没有严格要求，任何成年人，包括已婚夫妻、单身男女、鳏夫寡妇、同性恋者，甚至精神病和遗传病患者都可以通过人工生殖养育后代。由此，不仅在法律上似乎再难于确保和限定婚姻家庭与人口生产的必然联系及价值意义，而且使计划生育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婚姻家庭这一施控阵地。
其二：计划生育实行严格的生育指标管理，而该指标以婚姻或夫妻关系为依据，那么，在人工生殖子女的多元父母角色中，该指标应定之于谁，颇难解决。
其三：传统生育观念与新的技术手段的契合，可能引发利用人工生殖进行不正当的性别选择，影响性别平衡，破坏人口自然结构。
（四）技术操作的失误与失控，使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面临新问题
任何尖端技术都难免发生失误和疏漏，人工生殖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亦不例外。此类失误，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例如，在人工授精或胚胎培育时，错用供体的精、卵而生育出子女，不仅造成血缘混乱，查寻不明，而且当事人发现后，发生争执，抛弃孩子，于社会和无辜孩子不利；在代孕胚胎或代生母亲中，因各种原因损灭元体精、卵而生育出孕者自己的子女，亦会在委托者和代生者之间发生一系列矛盾；医疗单位手术中发生技术故障、或医师人员操作过错，给当事人造成人身、财产和精神上损害，亦会发生赔偿和补救的法律问题等等。此外，利益机制和不良生育观念向人工生殖的渗透，加上技术的非隐秘性，各种医疗单位、私人诊所、“江湖医生”等都来开展人工生殖业务，可能使该技术手段被扭曲和泛滥，导致商业化和营利化取向，并滋生其他各种社会问题。对此类副作用，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不能低估和等闲。
二、人工生殖合理使用的法律调控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