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行政诉讼/诉讼调解/法院协调
内容提要: 从诉讼调解的本意来看，行政诉讼中不应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协调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主动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的协商、调停、沟通、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对其加以考察和关注，是正视现实的需要。从实现法治的角度而言，允许协调的存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和解的争论由来已久。《行政诉讼法》禁止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调解”或“协调”的字眼，但普遍被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认为是默认调解、和解存在并试图加以规范的一个正式规定（注：实际上，这个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调解、和解，而只是对如何“依法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未涉及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以外的内容。其中对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不能理解为法院主持调解的原则要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协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这需要考量行政诉讼的现实状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形而上之研究。
一、对调解本意的必要反思
概念是界定和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讨论和对话的前提。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前提是对调解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否则缺乏对话的基础。调解的基本意思，是指在一个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的主持、引导和促进下，通过争议当事人自己的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以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种法律机制。它既不同于完全基于当事人相互的协商、妥协的和解，也不同于基于第三方的权威性裁决的仲裁、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如果从纠纷解决机制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调解一词时，还是有多重所指的。调解有时候是指解决纠纷的途径，即是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纠纷的解决，如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注：我国目前不存在作为行政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但是，有作为民事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9月2日通过）第46条规定：“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主管机关调解处理，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类似的规定还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29日修订）第84条。）。调解可以指在其他纠纷解决途径如诉讼途径、仲裁途径中运用的结案方式，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以调解方式结案。有时候，调解也指在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途径中所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进行了调解，但未成功，进而做出了判决。
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没有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案件不存在调解的余地。当然，所谓的实体权利仅仅是想象的，正如后文将要论述，调解正是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调解，让我们先回到民事诉讼领域进行一番探究。《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依此两条规定，法院调解的要求是：第一，当事人自愿；第二，案件事实清楚；第三，在分清是非之后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调解应当自愿，毫无疑问。但是，调解要求事实清楚和不违反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调解的基础是否是事实清楚？案件之所以需要调解往往就是因为事实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案件结果预期明确，或者认为法官能够做出判断，往往不存在调解的情况。双方对事实的认识不一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不明，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调解。这里所说的是“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是从当事人角度所做的分析，当事人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认为案件结果难以预测，不知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第一，双方对案件事实认识不一致；第二，双方对“法官也难以下判”，倒是有着基本一致的判断。从法院来说，案件一旦受理，不管案件证据情况如何、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法院总是要做出最后的判断的。这个时候证明标准就很重要了，作为主审法官，需要结合案件的情况和证明标准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心证结论。因此，从法律上说，为使案件公正、顺利解决，调解在程序上应当以当事人充分举证、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为前提（注：这里所说的证据交换，并非法定的证据交换制度，而是从原则上分析调解的程序前提。这种研究，并非在进行某种制度设计。）。所以，在事实问题上，调解的前提并非事实清楚，而是需要经过证据交换，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
当然，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因而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正如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和解一样。但这里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基于当事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民事诉讼并不必讲求案件的公正解决。但是，一个案件之所以进入诉讼，就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纷争，存在难以和解的情况。当事人到法院来是为了获得裁判。一旦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尽管随时可以和解，但如果法院要进行调解，则应当遵循起码的公正程序。
其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事实是否清楚与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密不可分。但仅就调解协议内容来说，就某个特定的案件而言，其调解协议内容完全依法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能说调解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至于不损害某一方的权益可就说不准了，因为由于事实不清，权益和损害本身都是难以明确的。顾培东认为，调解所追求的主要是冲突权益的处置及补偿结果。“英国法社会学家科特威尔对调解的特征作过描述：第一，在调解中，双方通常选择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第三方；第二，第三方并不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双方的冲突，而是对冲突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一种妥协与和解的办法；第三，调解人力求提出明智的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冲突的建议，避免使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并使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此可见，在解决冲突的若干不同效果中，调解所追求的仅是冲突和对抗的消弭。为了实现这一效果，在西方国家，甚至常常以损害法律原则为代价。”[1]所以，调解不能要求不违背法律或者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都是根据基本原则制定的，理论上说，不应当有违背基本原则的法律。以继承案件为例，男女平等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贯彻在继承法之中。但是，在继承案件中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男女平等的原则很可能是会放在一边的，特别是在农村。调解的实质是寻求冲突解决方案。对案件进行调解，就不在乎追究对错是非，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解决纠纷。从这个角度说调解是“和稀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和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做出进一步规定，而只是规定在哪些情况下的调解是不被允许的。其第12条：“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总之，调解是指由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斡旋，寻求解决方案的机制。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的实体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程序前提应当是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双方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就其与法律的关联来说，调解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二、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的讨论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问题，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就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的司法实践现状，则再次将这个问题纳入人们讨论的视野。1998年以来，有关此主题的论文大量发表，不少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应设立调解原则，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诸观点均不能成立，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探讨了调解适用的范围以及程序（注：以“行政诉讼调解”为题检索中国知网（CNKI），1981-2010总共有132篇论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篇。该数据库核心期刊的认定标准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关于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最主要的争论就是行政机关的处分权问题。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观点，主要理由是基于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之原理。认为行政诉讼争议的是被告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种权力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既是职权也是职责，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履行，而不得放弃、转让或作其他处分。由于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处分权，因此，以当事人享有实体处分权为存在基础的诉讼调解在行政诉讼中没有生存空间。除了公权力不能处分以外，否定行政诉讼中调解适用可能性的观点往往还基于这样几个理由：（1）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权不是任性或任意裁量权，法律留给行政主体以裁量的权力，旨在使行政主体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定。因此，即使在行政裁量权范围内，行政主体也不得任意处分。（2）行政诉讼的中心问题是裁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争议、解决纠纷。不能为了解决争议而允许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3）如果行政诉讼可以调解，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可能会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取行政相对人的宽宥，致使无法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4）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处于强势的行政主体可能会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无限度的让步，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违《行政诉讼法》的初衷。[2][3]当然，肯定论者对此都一一予以驳斥，并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从实际情况来看，甚至还很有必要。（注：相关讨论的综述见林莉红、赵清林：《回顾与反思：七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新发展》，载《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二十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笔者认为，除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外，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包括划定范围的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
第一，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即使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认为行政机关是在自由处分这种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只是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做出机动灵活处理的权限，并不是在随意处分公权力。这与前述调解的基础是实体上的处分权，即“放弃”权利是不同的。基于此，笔者仍然认同调解的基础在于案件本身的民事性质，如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在当下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背景下，公权力尤其不得自由处分。其实，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原则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发展和法治环境改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公权力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就是和解。在美国，70%刑事案件是辩诉；交易结案的[4]。域外也有行政诉讼和解的规定。（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公权力是否可以自由处分，涉及相互关联的两个因素，其一，国家的法治环境和人们的法治意识；其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某种特定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的背景下，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则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来确定。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所有公权力的行使者都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去行事时，放心地让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公权力也许成为可能。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仅仅是解决纠纷，化解和消除冲突，则调解毫无疑问可以加以适用；如果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纠纷，而更重要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权利，则调解需要慎重考虑。所以，公权力的处分并不是案件是否可以调解的关键。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对中国现实的考量。
第二，正确看待当下的现实。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的观点强调调解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现实需要完全是无稽之谈。行政诉讼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并不表明调解当然具有正当性。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只有当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出现问题时，被告才会接受调解。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是不会接受调解的。据笔者观察，实践中甚至是只要被诉行政行为大致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都是不会接受调解。如果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不会有判决的作出了。因此，当法治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行政机关对待行政诉讼的原告还是“你告我是一阵子，我管你是一辈子”的心态时，认同任何范围的调解，都可能是对行政机关违法的放任。在认为行政诉讼具有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性质与功能基础上，若调解仅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运用，则显然没有也罢。在实行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之诉，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也是所有法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行政诉讼中运用协调的现实情形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赔偿诉讼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所谓调解现象，经法院调解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立法上的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的悖论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经过考察，笔者认为，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本来意义的调解。尽管行政诉讼立法遵循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发生行政纠纷后很多案件进入了行政审判。而法院把案件“收进来”之后，却面对由于行政机关决策失误、管理水平低下、现行行政法规范缺乏应对等原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难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是，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是必须要把案件“送出去”，即是要结案的。无论采取判决方式还是撤诉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法院终归要对案件作出一个处理或者说结论。既然不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就得想其他办法，再利用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结案，这就是协调存在的原因。对此，实践中有多种需要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情况。
（一）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跟不上时代发展而需要协调
有些案件是由于行政机关管理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错，比如程序上、证据上，以及适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等。这种情况下，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违法，法院应当判决撤销。由于行政行为涉及复杂的多方主体，对原告来说，法院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种情况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领域比较多发。由于涉及案外多方当事人的行为，需要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主体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这时，法院的协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位行政庭的法官描述了这样一则真实案例。某村村委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5. 62亩发包给村民杨某承包经营，镇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经营证》，承包期30年。后县政府又将杨某承包土地中的140平方米批给了第三人严某建房。杨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做出了撤销严某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的判决，但第三人房屋已建成并居住，原告减少的土地不但未得到解决，而且在二轮承包时县政府为其颁发的承包经营证，承包的土地又减少2亩多。杨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三个承包经营证。本案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当判决撤销。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时间较长，农户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变化较大，二轮承包涉及调整农民承包土地户数较多，简单的判决撤销，可能引起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颁发承包经营证的行政行为虽然判决撤销了，原告减少的土地仍很难得到解决，案结事不能了，不利于稳定。为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协调力度，杨某所在的村委会用机动地，将杨某先后减少的承包地全部补上，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为其颁发了经营证，杨某也主动放弃了其他请求，撤回了起诉。（注：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陈道明：《从一件农村承包经营权案件的处理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中国法院网：http：//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11966，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7月12日。）有的案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是相关的行政行为有问题，法院难以简单地一判了之。如国土局处罚某公司违法占地，而该公司之所以违法占地，是之前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时承诺土地等事宜由政府办理，后政府又因为各种原因未给予办理。原告在收到国土部门处罚时，对处罚行为提起诉讼。从国土局的处罚决定看，无论是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还是处罚程序都是合法的，但如果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很可能由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行政机关整体管理水平低下，行政决定相互冲突，法院单单审查进入诉讼的行政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需要在多个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与原告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促使争议最终获得解决。
（二）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明标准确定的困难而需要协调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1998年12月26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人民防空建设，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民防空是国家根据国防需要，动员、组织群众防范和减轻空袭危害采取的防护措施。主要包括修建人民防空工程和通信、警报设施，对重要经济目标的防护，组建群众防空组织，开展群众防空教育，做好疏散准备等。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依法开展人民防空工作，进行人民防空建设，实施人民防空管理。
第四条 人民防空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本市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以下简称市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城镇和重要经济目标是人民防空的重点。
设防城镇由市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确定。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市人民防空工作，区、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市和区、县（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本职责范围内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六条 人民防空经费由中央、地方和社会共同负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社会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由有关单位按照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承担。
第七条 人民防空设施建设及开发利用，享受国家、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多种方式投资建设和利用人民防空设施，其所有权和收益归投资者。
第八条 本市一切组织和个人，有得到人民防空保护、接受人民防空教育与训练、检举控告违反人民防空行为的权利和参加人民防空建设、保护人民防空设施、执行人民防空勤务的义务。
第二章 规 划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和确定国民经济布局，必须同时编制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确定人民防空布局。
第十条 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由全市人民防空建设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成。按专业分为工程、通信、警报、人口疏散基地建设规划、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规划。
第十一条 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由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有关部门和单位配合。编制规划应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与城市建设相结合。
第十二条 人民防空建设规划方案实行分级审批，纳入城市规划管理。
全市人民防空建设总体规划和重点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和大军区审查后，报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人民防空建设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由所在区、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经批准的各项人民防空建设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应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三章 建 设
第十四条 人民防空工程、通信、警报、疏散基地等的建设，应当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要求和质量、技术标准结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
第十五条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和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要物资储备工程和重要经济目标的选址、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建设的要求，修建保障战时供应、生产的防护设施。
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划的人民防空配套建设项目，由同级人民政府分别列入基本建设、城市建设计划并予以实施。
第十六条 人民防空建设项目计划按下列规定审批，并报上一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一）建筑面积八百平方米以上的单建式人民防空工程，重要经济目标的投资在二百万元以上的防护工程，新建人民防空通信站、警报台，市级机关的疏散基地建设，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其中按规定由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的应报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二）建筑面积在八百平方米以下的单建式人民防空工程，重要经济目标的投资在二百万元以下的防护工程，区、县（市）级机关、辖区街道及行政区域内有关单位的疏散基地建设，由所在区、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三）市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其他区、县（市）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由所在区、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和疏散干道工程，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地下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生产车间和经济防护等专用工程，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修建；有关单位负责修建本单位的人员与物资掩蔽工程。
第十八条 设防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必须按地面建筑规划设计总建筑面积百分之二的比例结合地面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
按规定应修建防空地下室不足二百平方米的，按二百平方米安排，就地集中或单独修建公共人民防空工程。
第十九条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确因地质、地形等条件限制不能结合地面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审批，建设单位应缴纳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集中修建公共人民防空工程。具体收取办法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条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应按下列规定办理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手续：
（一）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规划方案设计时，必须持项目批准文件及有关资料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征求防空地下室设置意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收齐建设单位报送的有关资料后，在五个法定工作日内提出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设置意见；
（二）建设单位向有关部门报审初步设计方案时，必须同时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审防空地下室初步设计方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收到建设单位报送的防空地下室初步设计后，在五个法定工作日内发出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审核通知书。
建设单位未取得建设项目防空地下室审核通知书的，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不得签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工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
人民防空工程的防护门、密闭门等专用设备，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定型产品。
未经原审批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设计。
第二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竣工验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国家和市有关规定组织或参加验收。
人民防空工程验收不合格的必须限期整改合格，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的建设，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人民防空规划统一组织实施。
人民防空指挥通信和警报网所需的线（电）路、频率，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和人民防空规划给予保障。
国家规定用于人民防空通信的频率和防空警报信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干扰和混同。
第二十四条 人民防空警报台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规划设立，区、县（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有设台任务的单位按规定进行安装。
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方便，不得阻挠。
第二十五条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的建设，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有疏散任务的机关和单位，与预定疏散地区的基层组织共同实施。
第四章 管 理
第二十六条 人民防空工程、通信、警报设施平时由建设单位管理、维护、使用，战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集中管理、使用。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的维护和使用管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和平时使用管理的规定。
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证》，凭证使用。
第二十七条 禁止下列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行为：
（一）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腐蚀性等危险品；
（二）在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钻探、爆破、挖洞、开沟、埋设各类管道等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
（三）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和孔口附近排放废水、废气及倾倒废弃物；
（四）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
（五）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二十米和左右两侧各十五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物或构筑物；
（六）其他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安全或降低人民防空工程使用防护能力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因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旧城改造等确需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或通信、警报设施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由建设单位按照拆除、损毁的建筑面积和标准在规定期限内就地补建或按现行造价赔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和原有设备设施。
第二十九条 通信、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制定保障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畅通的方案，确保战时优先接收、传递、发放人民防空指挥文书和警报信号。
每年6月5日组织一次全市防空警报试鸣放。鸣放前五日内由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
第三十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维护按国家有关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维护管理规定执行。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平时可以为党政机关和抢险救灾服务，也可为社会组织、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第三十一条 凡依法建有、占有人民防空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人民防空资产登记，领取人民防空资产所有权证。人民防空资产发生转移、变更时，必须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并重新办理资产登记、换发所有权证。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人民防空资产的报损、报废、拆除按下列规定报批：
（一）建筑面积在一千五百平方米以上的人民防空工程、市人民防空指挥工程，以及价值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其他人民防空资产，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二）建筑面积在一千五百平方米以下的人民防空工程、本级人民防空指挥工程，以及价值在五百万元以下的其他人民防空资产，由所在县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三）建筑面积在四百平方米以下的人民防空工程或价值在一百万元以下的其他人民防空资产，由所在县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人民防空经费按照国家人民防空财务管理规定纳入人民防空建设计划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组 织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电信、电力、城建、卫生、交通运输等专业管理部门和大中型企业、重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设防城镇的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人民防空工作机构或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负责本系统、本单位、本职责范围内的人民防空工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城市防空袭方案。防空袭方案的基本案由同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拟制，各项保障实施计划由有关部门负责拟制。
防空袭方案及实施计划应当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同时制定或修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和军事领导机关备案。必要时应当组织一定范围的防空演习。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防空袭方案和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制订人民防空疏散（安置）计划。
预定的疏散（安置）地区跨越本行政区域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确定。
战时人民防空疏散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统一组织实施，任何组织不得擅自行动。
第三十七条 群众防空组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的规定组织有关部门单独组建。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按照组建方案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群众防空组织的编组，根据国家制定的训练大纲下达训练计划和任务，组织训练的指导、检查、验收。
同级军事部门应当加强对群众防空组织建设的领导和指导，协助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搞好组织建设、专业训练和干部培训。
第三十八条 群众防空组织的训练由组建单位按计划组织实施。训练执勤所需军用装备、器材，由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保障；与本单位生产、工作结合使用的机具、器材，由组建单位保障。
第三十九条 人民防空教育按照国家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实施。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指导、监督，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实施，有关执法部门应当支持、配合。
第四十一条 设防城镇新建民用建筑，违反规定不修建防空地下室、又不缴纳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的，除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补建或补缴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外，可并处应建防空地下室造价百分之五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一）侵占人民防空设施的；
（二）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三）人民防空工程未经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
（四）擅自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或其他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五）在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钻探、爆破、挖洞、开沟、埋设各类管道等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作业的；
（六）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或者擅自拆除、损毁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
（七）擅自改变人民防空建设规划或者不按规划要求配套建设人民防空设施的；
（八）擅自更改设计文件和改变使用功能的；
（九）不按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的；
（十）擅自转移、报废人民防空资产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对个人可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一）向人民防空工程内及其孔口附近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二）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的；
（三）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二十米和左右两侧各十五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物和构筑物的；
（四）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五）未按规定维护致使警报设施不能正常使用的；
（六）不按规定办理人民防空资产登记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破坏人民防空设备、设施或者利用人民防空设备设施进行违法活动的；
（二）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销售危险品的；
（三）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
第四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或者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9年3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26日
